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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的段子在网上广为流传，近期又由于“孔乙己的长衫”的就业问题，很多人应届毕业生都自嘲自己的专业“以后出来只能打工”，打工人这一群体也因此被再次提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众真的深入了解了打工者的生活。
打工者，他们是现代化的游牧民族，逐工地建设而流动，工地宿舍门口停着各地的车牌：云、赣、苏……在这里，为了挣钱，没有节假日，没有双休日，他们就这样以这种方式，从而为自己的一家人谋求出路。在时代的激荡历程中，他们的酸甜苦辣不尽相同，每个人都借着酒借着抖音消愁，每个人的痛点都难以平息，每个人都是在时代的尘埃下前行，每个人的故事都足以构成一个孙少平。
49岁的褚维俊已经要起床了。他作为小包工要负责管理工地每天的项目，因此要在其他工人起床前先去仓库清点材料器械。“仓库不大，但是电缆太多，乱得很。”
点完器械，陆陆续续大家也已经都起床了，集装箱的隔音效果很差，楼下有人醒了在刷抖音，在褚维俊的宿舍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集装箱楼下的水箱很繁忙，都是排队刷牙洗脸的人，很多工人还没穿衣服，只穿了裤衩睡眼朦胧地排队。起得稍早些的，手里钢盆已经装了几个馒头。
“集装箱住着不舒服。”农民工在这里住的都是集装箱装成的宿舍，五六个人挤一间房间，当然褚维俊由于是包工，寝室里放的器械太多，他们这间只住两个人。整个房间很小，不过十几平米，堆满了五金器械、油盐酱醋和衣服，墙上贴满了小广告，钢地板踩在脚下总有隆隆声。“干完了过很累，衣服一脱打个赤膊就睡，但是呼噜声、汗臭、脚臭很大，睡得一般不会很好——昨天不知道谁的泔水桶没倒干净，门口全是苍蝇。”
走到集装箱二楼底，不知道谁还在逼仄的角落里养了一只兔子，纯黑的眸子打量着这繁忙的一切。这只是工地上平凡一天的新开始。
刘俊是贵州人，27岁，记者采访时他正在钢管上做上午他负责的电焊部分。他是带着一家人来的上海，父母妻儿一起，父母同自己一同上工，妻子则在宿舍带孩子，宿舍很狭小，10平米的集装箱房间挤着五口人，到处堆满了五金器械和电缆，一直从门口蔓延到床上，墙上贴满了搬家拉货的小广告——在工地厕所里各个地方各个角落更是小广告的世界——这是搬家公司为了招揽工人雇车拉货以便随时随地离开工地。他和他年轻的妻子是这个工地上最年轻的人。
他曾经在东莞电子厂打过三年工，当被问及为什么要来环境并不好的工地上班，他主要的理由还是因为工资不高：“电子厂工资不高，一个月六千，工作比较稳定，当然也比较枯燥，一直在流水线上工作，这里当然一个月干得勤快可以一个月一万，但是没有‘五金一险’。”
被问及兴趣，很多受访者的回答都是没有，但是刘俊的回答是想做汽修行业。“我喜欢汽车”，然而他也不能回避现实，汽修厂的工资远低于在工地打工，这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男人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里工程的水电负责人毛汉斌是工地上少有的上海本地人，48岁。“现在打工者分为两类，点工和包工，点工按时计价，包工按劳分配。”毛汉斌介绍道。“现在主要的工地上，点工通常每天200元左右，而包工则按所承包的区域计价，因为是按劳分配，工人效率比较高，通常300到350一天，有的勤快的工人一天可以完成800块的工程。”
工地的流动性很强，随时随地都可以收拾东西走人，也可以选择一天都待在宿舍不上工——当然当日的工资也就无法领取。除了下雨天的工地格外泥泞，多数工人都选择不下雨就上工。集装箱里现在空荡荡，只有少数工人的妻子、父母以及个别身体不适的工人躺在床上睡觉或刷手机，以褚维俊为例，除了国庆、春节、劳动节他会给自己放一天假，他从来不离开工地。在这里，为了挣钱，没有节假日，没有双休日。在这里，电钻、挖土机和焊接的巨响笼罩着这里，渣土车开过扬起的灰尘和泡沫塑料残渣将四周黑色的车辆全部掩盖成米黄色，地下室难闻的沥青、油漆、机油与焊接燃烧后独有的重金属味全部混杂在一起，但是除了切裁石板的工人戴着活性炭防尘面具，其他人都没有戴口罩。这里当然也没有体检。
毛汉斌初三未毕业就来到青浦一家汽修厂做学徒。汽修厂的规矩是，学徒工不发工资，只发每月50元生活费，吃住自费，如此一年下来，手头极为拮据。第二年虽然汽修厂给了一年三千，毛汉斌还是离开了汽修厂。
随后从1991年到1997年，他曾经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习维修发动机，也曾自己开店张罗摩托车生意，最终还是选择了水电这条路。
1998年，他去了日资工厂拜师学艺学习水电，彼时在工厂的江湖学徒要为师傅递烟买酒，替师傅做挖沟、拆墙、扛钢管等体力活，而师傅则往往会保留其技术，并不全部授予学徒。令他印象极深的是当年的区政府建设，“区政府大楼的两处圆形穹顶电焊全是由我焊接……师傅和工友让我在当时面罩与防护镜全无的情况下完成点焊的工作，整整一天的焊接，让我在后来的三天，眼球几近撕裂的疼痛，眼泪直流……工地算我旷工三天。”这栋建筑最终也没有评到当年的白玉兰工程，毛汉斌也因而没能拿到那次工地的奖金。
2005年左右，毛汉斌做起了小包工头，负责拉上小工共同负责某一些小区域的水电项目。然而小包工也是打工人，虽然赚得稍多了，心事也更多了。“曾经合作得很好的老板，突然就不给钱了，赖账”，他如此回忆，“当时嘛，我被‘敲过竹杠’（上海话，意为居心险恶的诈骗）。工地上来了两个小工到我这里干活，故意磨洋工，每天只装两盏灯，我当然要辞退他们，他们却要求我报销他们一家人飞机票和房租’，从此跟着我不休不止。”
更严重的“敲竹杠”，是一群人相互串通，拉拢另一个工人，去毛汉斌手下干活。一群人往往乘工地地下室光线昏暗，一棍子把那人手打断，逼迫工人诬告毛汉斌骨折由工伤造成。当时的制度下，公了工伤往往会造成工地全面停工检查安全设施，引起包工者较大的较大经济损失，毛汉斌只能自认倒霉，选择私了付予五万。
当被问及人生未来的规划时，毛汉斌一声苦笑，“我他妈已经快五十岁了，能有什么梦想？”
记者采访了多位对象，多操着各地浓重的口音，沟通起来很困难。工地午休时，工人们往往不怎么说话，往往只有同乡的工人偶尔说两句方言。
五月的正午已经很热，工地中午规定午休一个半小时，很多工人会去食堂喝口啤酒消暑，当然更多的人为了省钱，在宿舍里用电磁炉烧一个菜吃，宿舍里一个人烧，其他人打着赤膊躺在床上刷抖音或者打盹。
问及他们曾经的工作经历，大多都已经辗转了半个中国，最远的从云南开始转转停停来到上海。
郑倩达，今年34岁，她们一家人都是从江西辗转来到上海，她的丈夫和公公都在上海某住宅工地的三期建设区做工，而她则在附近的建筑公司开发票为生，另外要领着两个孩子，闲时帮婆婆一起负责工地食堂的饮食。
约莫一钟，她们就又要开始煮饭洗菜了——工地晚饭开饭很早，四五点下工就要吃饭了。
“现在的孩子养不起”，郑倩达一遍淘米一边和我们说，她盼望着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给孩子报了很多价格不菲的兴趣班。她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家庭主妇，为了给这个家庭增加更多的开支，她学了一点初级会计开始上班。
郑倩达一家曾经在义乌生活过多很长一段时间，都从事的是纺织制造业，对于义乌，她的婆婆直言“我是半个义乌人”。在他们朴实无华的语言中，他们流露了对义乌的太多情感，义乌人帮助他们找险些丢了的孩子，为他们在遥远的路途上给予一碗方便面的热汤。义乌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当被问及以后生活的规划，郑倩达说她自己已经觉得学不了太多会计审计的业务了，她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读好书。但这个梦想实在太过遥远。她的大儿子今年已经到了应该上小学一年级的年龄，却因为没有学区房还留在家里，“我们也想让他在上海读书，但是因为没有积分，也就不可能让孩子参加上海的高考。”
在每段谈话的过程中，钱总是被频繁提起。为了这里可以高达一万的月薪，他们选择忘却兴趣，忘却闲暇，忘却漫天的飞尘。
褚维俊又是最后一个下工的，他要收齐器械把仓库锁好才能回来。一天下来已经疲惫不堪，但是为了省钱，他晚上不打算去食堂吃了。
一个菜，咸菜炒蚕豆，加上中午吃剩的两个猪蹄烫一下，这就是两个人晚餐的全部。
褚维俊的室友还是想喝点酒，从柜子下面掏出布满油渍的矿泉水瓶，里头是自己家兑的酒。
除了从自家兑的酒；在苍蝇乱飞的工人食堂里，有人整瓶灌下雪花啤酒，喝完的空酒瓶垒了好几箱；在尘土飞扬的工地简易杂货铺，有人拖着工地上用剩的电线卖钱换酒喝。
冬天喝白酒，夏天喝啤酒，喝上点酒和工友吹一小会牛，晚上八点醉意和疲惫也就随着重新降临集装箱的寂静进入梦想。
当记者问他们平常是否在酒与抖音之余想些什么，他们多数都说：什么也不想。回忆，未来，当记者问到这些词的时候，他们往往一脸茫然。然而当谈到故乡，谈到子女，他们思念着故乡却从不在不必要的时候回去，他们盼着自己的子女能摆脱打工的命运。
工地食堂也开饭了，毛汉斌对工友说，喝酒吧。食堂里有人的手机铃声响了，铃声是毛不易的歌，歌里唱着：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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